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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撰寫家譜有什么意義？現在有必要撰寫家譜嗎 ？ 問題補充: 医师解答: 如果你有時間，還是寫好啊， 不知朋友有什么高見，在我看來，《收獲》上的《借我一生》（20萬字節選），其實是一部開創中國譜牒新紀元的“記憶家譜”——它以“記憶文學”的高超藝術——打破家譜不允許文學想象的束縛，充分發揮“記憶文學”的“革命浪漫主義”，將余秋雨家族“又紅又專又富”（有錢有藝術有政治）的貴族世系圖濃墨重彩繪出，使人看到余秋雨卓越的“智能和精彩”絕非偶然，而是源遠流長：來自南宋遠祖余上林先生為搶救朝廷珍貴古典書籍，不惜破產救書的儒商高風；來自“沈鈞儒題詞評價為‘商界泰斗’”——太外公朱乾利——的雍榮華貴；來自“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可能與毛澤東主席同宗、與蔣經國母親同宗的祖母——“危機處理專家”智慧；來自媽媽——朱阿秀——樂于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風范——讓余秋雨四歲讀書，六歲為全村人代寫書信；來自能在1957年“反右”時光榮入黨的父親余學文的政治遠見；來自叔叔余志士雖然只有“高中畢業”，卻有“玉樹臨風般的外表”，勇于為《紅樓夢》割脈自殺的剛強；來自“第二屆岳父”——馬蘭之父馬子林——一個“老牌大學生”、“右派分子”的寬容，自然，還得歸功余秋雨本人有不考清華北大復旦，只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上海戲劇學院”的挑戰高考極限的勇氣與高智商。
《借我一生》當然不是傳統的家譜模式，嚴格按照家族的世系總圖、房派世系圖、家族居址、家族祠堂、祖墳、祖宗畫像和贊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傳記、族規家訓等內容來“年譜、事述、銘狀”，它是巧妙地以父親為經，以母親為緯，以自己的“被逼懺悔之冤案”為焦點，在“炫耀、狡辯、復仇的交響樂”變奏中，用“大文化散文”的形式透出自己的家譜。但只要讀者稍加注意，一幅清晰的余秋雨家族世系略圖就呈現了。
《借我一生》首次展現了余秋雨家族的主要人物——
遠祖余上林，太外公朱乾利，祖父（姓名未披露），祖母“余毛氏”、“素娥”，外公朱承海，堂祖父余孝宏，堂祖母A“癡子”（大奶），堂祖母B“小阿婆” （二奶），外婆（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父親余學文，媽媽朱阿秀，伯伯余志云，叔叔余志士，姑媽（姓名未披露），姨媽（姓名未披露），姨父（姓名未披露），大舅（姓名未披露），二舅朱仲林，大弟（姓名未披露），二弟（姓名未披露），小弟余國雨，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姨表哥王益勝，妻子馬蘭（第二屆妻子），岳父馬子林（第二屆岳父），岳母沈毓秀（第二屆岳母）——包括余秋雨共27人。
這些“余家人”的空間聯絡中樞（家族居址）是“余秋雨舊屋”——“舊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溪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里。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余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溪的”。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長排中的一戶。這排長樓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戶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于長子、大房。”（P128）
請看余秋雨為這些人物畫的素描剪輯——
遠祖——余上林——南宋時越窯窯主，據說是位高叫“書比窯要緊”的儒商，為搶救珍貴古典書籍，不惜以窯藏書，封窯遠逃。“‘你媽媽姓什么？’幾年前那個向我講了南宋末年越窯熄火傳說的杭州老人問我。‘姓朱。’我說。‘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說，‘余上林一定是你家遠祖。’”（P121）（這是余秋雨亦文亦商的基因源？）
太外公——朱乾利——“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沈鈞儒題詞評價‘商界泰斗’。這可能是悼念期內的夸張之詞，卻也不至于惹人笑話。”死后有“我見過最考究的私家墓地” （P117）（余秋雨崇拜太外公勝于祖父？）
祖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奉優厚。” （P117）“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經有過的名字。” （P119）（祖父只是“高級職員”，所以余秋雨記不住他的名？）
祖母——“余毛氏”、“素娥”——“危機處理專家”，“從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走出”，“生了十個孩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說出了六十年后張藝謀才想到的“一個也不能少”的名言。“她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應該算是同齡人。近來有歷史學家考證，毛澤東主席的祖輩也是從浙東到湖南去的，與蔣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也即蔣經國先生的母親毛福梅女士屬于同宗。……我祖母顯然出自浙東毛家，是否與誰同宗，也不細想了。”（P119）（余秋雨神化祖母的靈感是否來自《紅樓夢》中的賈母？）
外公——朱承海——“我外公被劃為地主”，“只知書畫棋酒”。（P117）“我小時候練顏卿還是外公提議的”。（P186）（余秋雨的藝術感覺可能來源于外公？）
堂祖父——余孝宏——“一點也不想擺長輩的架子”，“是個很輕松的人”。“孝宏爺爺把這么一個見過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實在讓村人佩服不已。” （P129）（余秋雨佩服善娶名女的男人？）
堂祖母A——“癡子”（大奶）——“癡子明大理”，偷偷用五個麥桿編織的小動物獎賞義務辦識字班的“媽媽”。（余秋雨為何對瘋了的堂祖母沒有一絲同情，只有盡情利用？）
堂祖母B——“小阿婆” （二奶）——“干練爽利，豐腴白凈，算是‘該村婦女界的言論領袖’。” （余秋雨對“二奶”的贊賞由來已久？）
外婆——一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是姨媽和媽媽的后母”，常因怕姨媽而“幽幽地哭”。（P118）（余秋雨對后媽的痛苦有所關注？）
父親——余學文——“反右”之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上海某區法院“人民陪審員”社會兼職，上海某機關干部；2003年12月病逝于上海同濟醫院二號搶救房。“他的生命過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對于他，仍是客居。” （P122）
“他不是一個創業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讓十九世紀后半期余、朱兩家先輩無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無能而中斷。” （P136）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共產黨）去了。” （P147）（余秋雨父親能在“反右”時入黨，有沒有努力“反右”？）
媽媽——朱阿秀——樂于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氣度勝過大富豪王堯輝的女兒王逸琴。“媽媽年輕時有多漂亮，在河邊一路走過去，河的這邊那邊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著她。” （P118）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看（請）媽媽讀信、寫信。媽媽快速進入了村莊的內心。……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突然，她發現站著的婦女都把頭轉向了一邊，全場突然肅靜。媽媽一看也吃了一驚，是西樓的瘋女人，她也下樓聽課了。”（P130）（余秋雨母親堪稱民間教育家？）
伯伯——余志云—— 一個愛書人：“正是在這間儲藏室，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書籍。由此，我開始翻閱一直讀不下去的《石頭記》終于讀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經及高爾罕編的《世界名作選》。（P135）（余秋雨的火種在伯父？）
叔叔——余志士——“高中畢業”，有“玉樹臨風般的外表”，“叔叔是我鄉戲劇的推動者”，為了扶養小弟弟，“一直沒有結婚”。（P119） “他先參加了土地改革，再參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貧困，決定不回上海了，選了一家新四軍留下的蚌埠東海煙廠，做了一名技術員。” 文革時，“有人揭發吹捧《紅樓夢》，是放毒”，“他一生摯愛《紅樓夢》，最終也為這本書死去”。（P156）“我叔叔與嚴鳳英只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于同一個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卻同樣為藝術而死，為《紅樓夢》而死。” （P158）（余秋雨的藝術想像力和機智可見其對叔父的懷念？）
姑媽——姓名未披露——“姑媽剛滿十歲就去做童工，這種經歷很容易讓人天然地傾向革命。幾年之后，她漸漸長大，成了工廠里的罷工領袖。……她當時很可能已經是共產黨地下組織中的一員，而且多半還是負責人。但她沒有等到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在極度的勞累中生下女兒后難產而死。” （P118）（《借我一生》無數次出現“很可能”場景，余秋雨是一個勇于采信“很可能”的勇士與智者？）
姨媽——姓名未披露——“三年自然災害使姨媽不再端大戶口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隱瞞自己在菜場做營業員的事實了。”（P144）“挺拔、美麗，再加上多年富貴生活的濡養，使她有一種足以指揮街市間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氣。” “姨媽是紅顏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P118）（因為姨媽曾懷疑余秋雨的學習能力，她可能是余秋雨在家族中唯一不能寬容的人？）
姨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個富有的王姓企業家的公子” （P118）（“公子”二字也隱含余秋雨對姨媽的怨氣？）
大舅——姓名未披露——“我四歲上學的事，把在上海的爸爸嚇了一跳，隨之連叔叔、舅舅也緊張了。……不斷來信勸媽媽，要我用‘留級’的方式退到正常的年齡，其中大舅出的點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試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錯。” （P132）（余秋雨為何將大舅定為自己天才的“陪襯人”？）
二舅——朱仲林——“小舅舅畢業生于余姚中學，沒上過大學，但智力水準很高。他先在蘇州一家化工廠擔任技術員，后在國家動員城市職工下鄉務農的運動中，拖家帶口回家做了農民。……他快速在鄉間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農活上動腦筋；二是他會講故事，第天晚上家里都擠滿了聽故事的鄉親；三是他能看懂上級下發的各種文件，在大量官樣文章背后找出每一個文件的真實意圖。” （P184）（余秋雨家的人不上大學也是人才？）
大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三歲。（余秋雨與大弟怎么了？如此語焉不詳？）
二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十歲。（余秋雨與二弟也不怎么樣？）
小弟——余國雨——小余秋雨十三歲。“余國雨雖然與我差了十多歲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書都是他幫我保管的。” （P195）（三弟之中獨提小弟姓名，余秋雨真是愛憎分明，心細如發？）
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姑媽的女兒。母亡父又另組家庭后遺棄于余秋雨家，與余秋雨同年。（P195）（余秋雨對姑表妹不褒不貶？）
姨表哥——王益勝——“益勝哥中學畢業生后到閔行的上海電機廠做了工人，是模具翻沙工。”（P185）后因戀愛受阻而自殺。（P194）（余秋雨對一同考大學落榜的“益勝哥”的暗暗嘲笑滿紙皆是？）
妻子——馬蘭（第二屆妻子）——一 一歲多就能為父親點煙解悶。“她已經主演過十五集電視電視連續劇《嚴鳳英》，并把它作為一個歷史悼念儀式。這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時，全國觀眾的投入至今還記憶憂新，說‘萬人空巷’并不為過。這就是說，她把這個歷史悼念儀式推向了全國，從而確立了自己所在劇種的道義尊嚴和藝術尊嚴。” “全劇（《紅樓夢》）最后一場，馬蘭跪行在臺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P158）（據說余秋雨常來深圳，但卻“見所見而見”，“只逗新人笑，哪見舊人哭”？）
岳父——馬子林（第二屆岳父）——“老牌大學生”，“右派分子”，“1954年曾以一個抗洪干部的身份進駐過一個叫葉家灣的小村莊”。（P157）（余秋雨如此“愛屋及烏”，真要天下父母心“只重生女不重男”？）
岳母——沈毓秀（第二屆岳母）——文革中，“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批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復你們。’” （P157）（余秋雨愛以“法律苦旅”等多種“抗批術”報復批評者，也許因為他并非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的親生子女——“女婿半個子”，“第二任女婿”便至多只是四分之一子——所以余秋雨常常只“紙上談寬容，行動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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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品余秋雨家族“又紅又專又富”（有錢有藝術有政治）的貴族世系圖，可以發現兩大特色——
一、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貴”。南宋遠祖余上林本一越窯窯主，因一時高叫“書比窯要緊”而成為儒商；太外公朱乾利“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因有文化名人“沈鈞儒題詞評價為‘商界泰斗’”而高雅；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奉優厚”，祖母也是“從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走出”，媽媽朱阿秀以 “大家閨秀” 下嫁鄉村，“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而受人尊敬；父親余學文因“反右”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上海某區法院“人民陪審員”社會兼職，系上海某機關干部而“有成就感”；至于余秋雨本人，早期是由貴而文（文革時有“寫作組”成員之貴，改革初期有“院長”之尊）中間是以文致富，年近六旬后是有“余秋雨辦公室”（王元化語），秘密做過許多“企業文化策劃”、“城市文化策劃”的“富而有文”者。
二、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順從“主旋律”的光榮傳統，無論怎么改朝換代，余家總是顯要人家（可見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時代”，再壞的朝代，只要會跟“主旋律”，總是有好果子吃）。祖上既然都是商人，商人當然都是善于討好官吏的“良民”，無論是大宋大清還是民國，只要能致富，一切都可笑看。雖然余秋雨在沒有旁證的情況下就高唱叔叔是為喜歡《紅樓夢》而死于文革，以說明他在文革中受壓迫，但余秋雨在文革時作為四人幫紅人的“特使”“坐鎮《朝霞》”，豈是一般“革命造反派”能有的“圣眷”（能直接給文革時上海主管馬天水秘書房佐庭寫密信的人，肯定是相當有身份的人）？至于余秋雨說父親在文革中被單位土造反派審查，不過是個小小的誤會——從余秋雨不僅不受株連，反而能讓文革中的通天人物朱永嘉、王知常“順手逮住”寵幸，榮登“編入政府序列”的“寫作組”，又是當班長排長，最后留校上海戲劇學院當教師，可見其父親的問題極小極小。否則，在文革那絕對強調“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風尚中，余秋雨定然不可能有那樣風光。至于讀大學時窮到常常借人飯票，則是許多大學生今天也常常有的事——據說現在一些愛打牌的大學生，最愛借人飯票。
從“余秋雨家譜”看來，文學家張閎確有理由這樣批評余秋雨：“在任何時代，他都是時代的寵兒。從《學習與批判》時代到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泛濫的時代，余總是能恰當地撓到主流文化的癢處，他實際上是接過了楊朔的接力棒，他用虛夸的民族主義熱情，替換了楊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與楊文的高亢謳歌不同，余文用竊竊私語和交頭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歷史和文化的燦爛碎屑，掩蓋了這一切，因而顯得更為隱秘和曖昧。” （引自王德偉《余秋雨：中國當代三流知識分子的典范 》http://www.rednet.com.cn 2004-7-26 0:08:33 紅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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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譜在世系圖之外，還會有祖宗畫像和贊文。余秋雨親自撰寫的 “又紅又專又富” 家譜，當然有不少精彩亮點——
一、 遠祖余上林的故事算得神來之筆。雖然只是一個無可考證的“杭州老人”信口而言，但卻讓余秋雨的書香之根一下子遠逾千年前南宋。此非大手筆不可為。
二、 余秋雨授予祖母“余毛氏”為“危機處理專家”稱號意義深遠，意味著余秋雨的血液中早有對付任何危機的錦囊妙計。尤其是以并不肯定的語氣透露祖母與毛澤東主席及蔣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蔣經國先生的母親）同宗后，更是讓人仰視余秋雨——余秋雨如此才華橫溢，原來是與偉人有若干血緣關系。誰說“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母親若不曾與龍“野合”，兒子如何是真龍天子？
三、 媽媽朱阿秀出嫁一場寫得動人心弦——“媽媽華麗的花轎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崗石墻門。……過了一座小小的老橋，便到了一個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華里，但這半華里，山高水長。……一個大家閨秀如此下嫁，驚動了方圓幾十里的鄉親，更嚇傻了媽媽的同學。” （P117）媽媽朱阿秀家明明與余秋雨父親余學文家相距不過200來公尺遠，本是同村人近嫁，卻描寫得讓人以為是從上海乘車轉船千里而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雖然誰也不會相信“全程不足半華里，但這半華里，山高水長”，更把“一個大家閨秀如此下嫁，驚動了方圓幾十里的鄉親，更嚇傻了媽媽的同學”之話當笑話，但如此描寫，卻不能不讓人佩服余秋雨孝心古樸。
四、 “癡子明大理”一節堪稱“絕妙好辭”——讓堂祖母A——“癡子”（大奶）以偷偷用五個麥桿編織的小動物獎賞義務辦識字班的“媽媽”，一可來陪襯媽媽的高風亮節，二可說明，余家何等家風——連瘋子都知道尊重文化！可惜《收獲》雜志副主編程永新卻不懂其中的良苦用心，說了一段頗煞風景的話：《借我一生》“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比如寫他母親在村里辦了個識字班，有個瘋女人也來聽課，后來在他家后門窗臺上放了五個麥稈編織的小動物作為獎賞。這個細節很美，卻類似小說筆法。也許‘記憶文學’比自傳和回憶錄更有彈性，允許作者想象和虛構。”（《〈收獲〉刊登〈借我一生〉 余秋雨公開“記憶”》，《解放日報》2004年7月13日， 作者:姜小玲）這真是幫倒忙！可見朋友、“老同學”有時比路人更可恨。
五、 推斷叔叔余志士文革中自殺是“為《紅樓夢》而死”，至為精彩；說“我叔叔與嚴鳳英只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于同一個省份”，更是點石成金——毫不費力就讓人將名不見經傳的余志士與黃梅戲大師嚴鳳英等量齊觀了。現在人們不僅沒見到余志士文革中自殺是為《紅樓夢》的證據，而且從余秋雨不經意流露的“本家內部消息”——“土改時，叔叔是工作隊員，而外公成了地主，這條界限一直橫亙在兩人中間，嚴格來說是橫亙在叔叔心間。”“外公為躲過叔叔的冷臉，便說：‘下午我帶秋雨到跑馬廳去看看。’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卻沒有看著外公，‘不是跑馬廳了，是人民廣場。’” （P138）——發現“叔叔”其實是一個很左，很愛緊跟潮流“大批判”的人。他在文革中自殺，也許與這種“緊跟”性格帶來的“惡惡相咬”有關？當然，對這些漏洞只要打出“記憶文學”來解釋，人們也許可以理解“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是“記憶文學”的真諦，可以原諒余秋雨的“各種潛意識”和“累累硬傷”，最終接受程永新的勸告：“對作品（《借我一生》）的真實性也可以懷疑，可以說他在粉飾自己，但千萬不要太過苛求”。
六、 馬蘭形象升華得好——“全劇（《紅樓夢》）最后一場，馬蘭跪行在臺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P158）這一節盡管暗暗揭發了劇團虐待演員的駭人聽聞內幕——怎么能讓一個名演員演戲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一次也就罷了，“場場如此”，血不要流盡？人還能活？但對馬蘭的敬業形象還是大有幫助。即使以后有人辟謠說這是子虛烏有之事，也已水過三秋。況且抬舉后妻自古為中華民族美德。
七、 “第二屆岳父岳母”塑造得好——文革中，“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批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復你們。’” （P157）——雖然余秋雨一丁點也沒有學習“第二屆岳父岳母”的“不報復”的寬容，也沒有效法自己創造的“馬寅初兩嗚神話”，對一切榮辱不屑一顧，不斷在“法律苦旅”，甚至在《借我一生》是也大行“影射史學”，惡毒報復學術異見者，但他既然想到借“第二屆岳父岳母”宣傳自己有現代寬容理念，也可能終有一天會迷途知返，“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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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史上，家譜文化歷來是靠文化大師來刷新規范的。換句話說，你是否文化大師，只要看看你如何對待家譜，就可一目了然。
唐宋八大家的蘇洵和歐陽修是中國家譜規范化的兩個里程碑，其家譜撰寫注重姓源，分別推到越王勾踐和祝融氏；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黃帝、帝王、名臣、圣人、賢人那里。
明代大哲學家朱熹和王守仁制家譜講究理學與心學，留下了《朱熹序〈陳氏宗譜〉》、《王守仁序〈陳氏大成宗譜〉》。
但到得《四庫全書》的總纂紀昀主持家族修譜，則標新立異，主張不講姓源。紀昀說，漢將軍紀成與晉司徒紀瞻不是一系，紀少瑜是吳姓，與中原紀氏無涉，因此紀姓之人雖都姓紀，但不是出于一個祖宗，是所謂“流合源殊”，因此修譜“不述姓源，慎也” 。此說對后來影響深遠。
“余秋雨是文化大師”雖然還只進展到某些人的“策劃階段”，但余秋雨敢于獨創“記憶家譜”的勇氣，是頗有“準文化大師”氣慨的。若天假以年，窺測風向，鍥而不舍，以《借我一生》讓人既看到一部首舉“記憶文學”旗幟的“余秋雨新家譜”，又能以痛說“又紅又專又富”家史，洗去“文革幫閑”的“流言”，擺脫“你懺悔吧”的困境，那么余秋雨雖然不能馬上混跡“文化大師”，怎么說也可以算一個擅長將文化轉化為金錢的現代化“余姚才子”。到百歲植物人之際被謚為什么“詞臣泰斗”，也是可以夢想的。
如果有人指責“記憶文學” 制作的“記憶家譜”，是“漫無依據，任心附會”，“攀援華胄”，“誤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我相信余秋雨定會“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高舉“記憶文學”旗幟《質詢“可怕的傳媒”》，戰無不勝。
還是《收獲》雜志副主編程永新說得好：“余秋雨的寫作很聰明，他第一次打出了‘記憶文學’的概念，實質上是區別于自傳或者回憶錄，這比打著‘回憶錄’旗號卻在文中回避、掩飾、虛構要好。”這一分析實在是“智能和精彩”。這幾年先后有金文明教授、孫光萱教授、邵純教授、古遠清教授、夏其言教授前仆后繼“咬文嚼字”，指出余秋雨的大著皆“累累硬傷”，一本書史實錯誤不下數百處。現在看來，不過是“用圍棋規則批評象棋冠軍”——余秋雨的文章皆是“記憶文學”，并非嚴肅的文學或學術著作，何以要求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字一句皆真實？所謂“記憶文學”，就是“并非準確、并非真實的‘回憶’”，再加“以革命的名義”進行“可與‘紅太陽’攀親，可與古圣稱兄”的“革命浪漫主義”，自然可以隨意“譽親吾親者及親之友，毀近吾敵者及敵之友”。而況“家乘與國史不同，史家立傳必加嚴核；家乘則祖父一行之善，實有可據，子孫必宜表揚垂后”。“作家傳，以備國史館修史、地方政府修志時的采集資料；子孫通過閱讀祖先傳記，傳承家風”。余秋雨以《借我一生》對父母行孝的苦心，必將感動中國！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實際行動進行了好多年，但旗幟卻到最后才“圖窮匕首見”亮出來。如果說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寫作時就是一位 “記憶文學”的 “地下工作者”，那么，他的“記憶文學”實踐已有十五年了！他早就劃時代地創造了“記憶文學”，此也可反證余秋雨確是“四歲讀書，七歲給全村人代寫信函”的神童！
感謝余秋雨將“獨研秘方”“記憶文學”和“記憶家譜”公之于眾，使天下文化人在遭遇文章出現硬傷時可“資治通鑒”，有防空洞可躲。僅此一功，縱然余秋雨有多少不是，我等也該捐棄前嫌，向其道歉，向其致敬。
“余秋雨對《借我一生》的文體和寫作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通過作品提出了一個哲理性的命題：真實到底是什么？而這部作品也是他對以前很多人對他提出的種種質疑、責問，作出的一個總的回答”——程永新這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會讓我們特別清醒：余秋雨開始對批評者進行總報復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什么都報！”
提問: 撰寫家譜有什么意義？現在有必要撰寫家譜嗎 ？ 問題補充: 医师解答: 如果你有時間，還是寫好啊， 不知朋友有什么高見，在我看來，《收獲》上的《借我一生》（20萬字節選），其實是一部開創中國譜牒新紀元的“記憶家譜”——它以“記憶文學”的高超藝術——打破家譜不允許文學想象的束縛，充分發揮“記憶文學”的“革命浪漫主義”，將余秋雨家族“又紅又專又富”（有錢有藝術有政治）的貴族世系圖濃墨重彩繪出，使人看到余秋雨卓越的“智能和精彩”絕非偶然，而是源遠流長：來自南宋遠祖余上林先生為搶救朝廷珍貴古典書籍，不惜破產救書的儒商高風；來自“沈鈞儒題詞評價為‘商界泰斗’”——太外公朱乾利——的雍榮華貴；來自“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可能與毛澤東主席同宗、與蔣經國母親同宗的祖母——“危機處理專家”智慧；來自媽媽——朱阿秀——樂于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風范——讓余秋雨四歲讀書，六歲為全村人代寫書信；來自能在1957年“反右”時光榮入黨的父親余學文的政治遠見；來自叔叔余志士雖然只有“高中畢業”，卻有“玉樹臨風般的外表”，勇于為《紅樓夢》割脈自殺的剛強；來自“第二屆岳父”——馬蘭之父馬子林——一個“老牌大學生”、“右派分子”的寬容，自然，還得歸功余秋雨本人有不考清華北大復旦，只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上海戲劇學院”的挑戰高考極限的勇氣與高智商。
《借我一生》當然不是傳統的家譜模式，嚴格按照家族的世系總圖、房派世系圖、家族居址、家族祠堂、祖墳、祖宗畫像和贊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傳記、族規家訓等內容來“年譜、事述、銘狀”，它是巧妙地以父親為經，以母親為緯，以自己的“被逼懺悔之冤案”為焦點，在“炫耀、狡辯、復仇的交響樂”變奏中，用“大文化散文”的形式透出自己的家譜。但只要讀者稍加注意，一幅清晰的余秋雨家族世系略圖就呈現了。
《借我一生》首次展現了余秋雨家族的主要人物——
遠祖余上林，太外公朱乾利，祖父（姓名未披露），祖母“余毛氏”、“素娥”，外公朱承海，堂祖父余孝宏，堂祖母A“癡子”（大奶），堂祖母B“小阿婆” （二奶），外婆（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父親余學文，媽媽朱阿秀，伯伯余志云，叔叔余志士，姑媽（姓名未披露），姨媽（姓名未披露），姨父（姓名未披露），大舅（姓名未披露），二舅朱仲林，大弟（姓名未披露），二弟（姓名未披露），小弟余國雨，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姨表哥王益勝，妻子馬蘭（第二屆妻子），岳父馬子林（第二屆岳父），岳母沈毓秀（第二屆岳母）——包括余秋雨共27人。
這些“余家人”的空間聯絡中樞（家族居址）是“余秋雨舊屋”——“舊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溪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里。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余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溪的”。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長排中的一戶。這排長樓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戶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于長子、大房。”（P128）
請看余秋雨為這些人物畫的素描剪輯——
遠祖——余上林——南宋時越窯窯主，據說是位高叫“書比窯要緊”的儒商，為搶救珍貴古典書籍，不惜以窯藏書，封窯遠逃。“‘你媽媽姓什么？’幾年前那個向我講了南宋末年越窯熄火傳說的杭州老人問我。‘姓朱。’我說。‘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說，‘余上林一定是你家遠祖。’”（P121）（這是余秋雨亦文亦商的基因源？）
太外公——朱乾利——“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沈鈞儒題詞評價‘商界泰斗’。這可能是悼念期內的夸張之詞，卻也不至于惹人笑話。”死后有“我見過最考究的私家墓地” （P117）（余秋雨崇拜太外公勝于祖父？）
祖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奉優厚。” （P117）“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經有過的名字。” （P119）（祖父只是“高級職員”，所以余秋雨記不住他的名？）
祖母——“余毛氏”、“素娥”——“危機處理專家”，“從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走出”，“生了十個孩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說出了六十年后張藝謀才想到的“一個也不能少”的名言。“她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應該算是同齡人。近來有歷史學家考證，毛澤東主席的祖輩也是從浙東到湖南去的，與蔣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也即蔣經國先生的母親毛福梅女士屬于同宗。……我祖母顯然出自浙東毛家，是否與誰同宗，也不細想了。”（P119）（余秋雨神化祖母的靈感是否來自《紅樓夢》中的賈母？）
外公——朱承海——“我外公被劃為地主”，“只知書畫棋酒”。（P117）“我小時候練顏卿還是外公提議的”。（P186）（余秋雨的藝術感覺可能來源于外公？）
堂祖父——余孝宏——“一點也不想擺長輩的架子”，“是個很輕松的人”。“孝宏爺爺把這么一個見過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實在讓村人佩服不已。” （P129）（余秋雨佩服善娶名女的男人？）
堂祖母A——“癡子”（大奶）——“癡子明大理”，偷偷用五個麥桿編織的小動物獎賞義務辦識字班的“媽媽”。（余秋雨為何對瘋了的堂祖母沒有一絲同情，只有盡情利用？）
堂祖母B——“小阿婆” （二奶）——“干練爽利，豐腴白凈，算是‘該村婦女界的言論領袖’。” （余秋雨對“二奶”的贊賞由來已久？）
外婆——一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是姨媽和媽媽的后母”，常因怕姨媽而“幽幽地哭”。（P118）（余秋雨對后媽的痛苦有所關注？）
父親——余學文——“反右”之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上海某區法院“人民陪審員”社會兼職，上海某機關干部；2003年12月病逝于上海同濟醫院二號搶救房。“他的生命過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對于他，仍是客居。” （P122）
“他不是一個創業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讓十九世紀后半期余、朱兩家先輩無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無能而中斷。” （P136）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共產黨）去了。” （P147）（余秋雨父親能在“反右”時入黨，有沒有努力“反右”？）
媽媽——朱阿秀——樂于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氣度勝過大富豪王堯輝的女兒王逸琴。“媽媽年輕時有多漂亮，在河邊一路走過去，河的這邊那邊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著她。” （P118）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看（請）媽媽讀信、寫信。媽媽快速進入了村莊的內心。……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突然，她發現站著的婦女都把頭轉向了一邊，全場突然肅靜。媽媽一看也吃了一驚，是西樓的瘋女人，她也下樓聽課了。”（P130）（余秋雨母親堪稱民間教育家？）
伯伯——余志云—— 一個愛書人：“正是在這間儲藏室，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書籍。由此，我開始翻閱一直讀不下去的《石頭記》終于讀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經及高爾罕編的《世界名作選》。（P135）（余秋雨的火種在伯父？）
叔叔——余志士——“高中畢業”，有“玉樹臨風般的外表”，“叔叔是我鄉戲劇的推動者”，為了扶養小弟弟，“一直沒有結婚”。（P119） “他先參加了土地改革，再參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貧困，決定不回上海了，選了一家新四軍留下的蚌埠東海煙廠，做了一名技術員。” 文革時，“有人揭發吹捧《紅樓夢》，是放毒”，“他一生摯愛《紅樓夢》，最終也為這本書死去”。（P156）“我叔叔與嚴鳳英只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于同一個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卻同樣為藝術而死，為《紅樓夢》而死。” （P158）（余秋雨的藝術想像力和機智可見其對叔父的懷念？）
姑媽——姓名未披露——“姑媽剛滿十歲就去做童工，這種經歷很容易讓人天然地傾向革命。幾年之后，她漸漸長大，成了工廠里的罷工領袖。……她當時很可能已經是共產黨地下組織中的一員，而且多半還是負責人。但她沒有等到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在極度的勞累中生下女兒后難產而死。” （P118）（《借我一生》無數次出現“很可能”場景，余秋雨是一個勇于采信“很可能”的勇士與智者？）
姨媽——姓名未披露——“三年自然災害使姨媽不再端大戶口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隱瞞自己在菜場做營業員的事實了。”（P144）“挺拔、美麗，再加上多年富貴生活的濡養，使她有一種足以指揮街市間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氣。” “姨媽是紅顏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P118）（因為姨媽曾懷疑余秋雨的學習能力，她可能是余秋雨在家族中唯一不能寬容的人？）
姨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個富有的王姓企業家的公子” （P118）（“公子”二字也隱含余秋雨對姨媽的怨氣？）
大舅——姓名未披露——“我四歲上學的事，把在上海的爸爸嚇了一跳，隨之連叔叔、舅舅也緊張了。……不斷來信勸媽媽，要我用‘留級’的方式退到正常的年齡，其中大舅出的點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試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錯。” （P132）（余秋雨為何將大舅定為自己天才的“陪襯人”？）
二舅——朱仲林——“小舅舅畢業生于余姚中學，沒上過大學，但智力水準很高。他先在蘇州一家化工廠擔任技術員，后在國家動員城市職工下鄉務農的運動中，拖家帶口回家做了農民。……他快速在鄉間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農活上動腦筋；二是他會講故事，第天晚上家里都擠滿了聽故事的鄉親；三是他能看懂上級下發的各種文件，在大量官樣文章背后找出每一個文件的真實意圖。” （P184）（余秋雨家的人不上大學也是人才？）
大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三歲。（余秋雨與大弟怎么了？如此語焉不詳？）
二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十歲。（余秋雨與二弟也不怎么樣？）
小弟——余國雨——小余秋雨十三歲。“余國雨雖然與我差了十多歲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書都是他幫我保管的。” （P195）（三弟之中獨提小弟姓名，余秋雨真是愛憎分明，心細如發？）
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姑媽的女兒。母亡父又另組家庭后遺棄于余秋雨家，與余秋雨同年。（P195）（余秋雨對姑表妹不褒不貶？）
姨表哥——王益勝——“益勝哥中學畢業生后到閔行的上海電機廠做了工人，是模具翻沙工。”（P185）后因戀愛受阻而自殺。（P194）（余秋雨對一同考大學落榜的“益勝哥”的暗暗嘲笑滿紙皆是？）
妻子——馬蘭（第二屆妻子）——一 一歲多就能為父親點煙解悶。“她已經主演過十五集電視電視連續劇《嚴鳳英》，并把它作為一個歷史悼念儀式。這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時，全國觀眾的投入至今還記憶憂新，說‘萬人空巷’并不為過。這就是說，她把這個歷史悼念儀式推向了全國，從而確立了自己所在劇種的道義尊嚴和藝術尊嚴。” “全劇（《紅樓夢》）最后一場，馬蘭跪行在臺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P158）（據說余秋雨常來深圳，但卻“見所見而見”，“只逗新人笑，哪見舊人哭”？）
岳父——馬子林（第二屆岳父）——“老牌大學生”，“右派分子”，“1954年曾以一個抗洪干部的身份進駐過一個叫葉家灣的小村莊”。（P157）（余秋雨如此“愛屋及烏”，真要天下父母心“只重生女不重男”？）
岳母——沈毓秀（第二屆岳母）——文革中，“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批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復你們。’” （P157）（余秋雨愛以“法律苦旅”等多種“抗批術”報復批評者，也許因為他并非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的親生子女——“女婿半個子”，“第二任女婿”便至多只是四分之一子——所以余秋雨常常只“紙上談寬容，行動正相反”？）
2
細品余秋雨家族“又紅又專又富”（有錢有藝術有政治）的貴族世系圖，可以發現兩大特色——
一、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貴”。南宋遠祖余上林本一越窯窯主，因一時高叫“書比窯要緊”而成為儒商；太外公朱乾利“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因有文化名人“沈鈞儒題詞評價為‘商界泰斗’”而高雅；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奉優厚”，祖母也是“從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走出”，媽媽朱阿秀以 “大家閨秀” 下嫁鄉村，“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而受人尊敬；父親余學文因“反右”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上海某區法院“人民陪審員”社會兼職，系上海某機關干部而“有成就感”；至于余秋雨本人，早期是由貴而文（文革時有“寫作組”成員之貴，改革初期有“院長”之尊）中間是以文致富，年近六旬后是有“余秋雨辦公室”（王元化語），秘密做過許多“企業文化策劃”、“城市文化策劃”的“富而有文”者。
二、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順從“主旋律”的光榮傳統，無論怎么改朝換代，余家總是顯要人家（可見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時代”，再壞的朝代，只要會跟“主旋律”，總是有好果子吃）。祖上既然都是商人，商人當然都是善于討好官吏的“良民”，無論是大宋大清還是民國，只要能致富，一切都可笑看。雖然余秋雨在沒有旁證的情況下就高唱叔叔是為喜歡《紅樓夢》而死于文革，以說明他在文革中受壓迫，但余秋雨在文革時作為四人幫紅人的“特使”“坐鎮《朝霞》”，豈是一般“革命造反派”能有的“圣眷”（能直接給文革時上海主管馬天水秘書房佐庭寫密信的人，肯定是相當有身份的人）？至于余秋雨說父親在文革中被單位土造反派審查，不過是個小小的誤會——從余秋雨不僅不受株連，反而能讓文革中的通天人物朱永嘉、王知常“順手逮住”寵幸，榮登“編入政府序列”的“寫作組”，又是當班長排長，最后留校上海戲劇學院當教師，可見其父親的問題極小極小。否則，在文革那絕對強調“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風尚中，余秋雨定然不可能有那樣風光。至于讀大學時窮到常常借人飯票，則是許多大學生今天也常常有的事——據說現在一些愛打牌的大學生，最愛借人飯票。
從“余秋雨家譜”看來，文學家張閎確有理由這樣批評余秋雨：“在任何時代，他都是時代的寵兒。從《學習與批判》時代到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泛濫的時代，余總是能恰當地撓到主流文化的癢處，他實際上是接過了楊朔的接力棒，他用虛夸的民族主義熱情，替換了楊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與楊文的高亢謳歌不同，余文用竊竊私語和交頭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歷史和文化的燦爛碎屑，掩蓋了這一切，因而顯得更為隱秘和曖昧。” （引自王德偉《余秋雨：中國當代三流知識分子的典范 》http://www.rednet.com.cn 2004-7-26 0:08:33 紅網 ）
3
好家譜在世系圖之外，還會有祖宗畫像和贊文。余秋雨親自撰寫的 “又紅又專又富” 家譜，當然有不少精彩亮點——
一、 遠祖余上林的故事算得神來之筆。雖然只是一個無可考證的“杭州老人”信口而言，但卻讓余秋雨的書香之根一下子遠逾千年前南宋。此非大手筆不可為。
二、 余秋雨授予祖母“余毛氏”為“危機處理專家”稱號意義深遠，意味著余秋雨的血液中早有對付任何危機的錦囊妙計。尤其是以并不肯定的語氣透露祖母與毛澤東主席及蔣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蔣經國先生的母親）同宗后，更是讓人仰視余秋雨——余秋雨如此才華橫溢，原來是與偉人有若干血緣關系。誰說“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母親若不曾與龍“野合”，兒子如何是真龍天子？
三、 媽媽朱阿秀出嫁一場寫得動人心弦——“媽媽華麗的花轎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崗石墻門。……過了一座小小的老橋，便到了一個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華里，但這半華里，山高水長。……一個大家閨秀如此下嫁，驚動了方圓幾十里的鄉親，更嚇傻了媽媽的同學。” （P117）媽媽朱阿秀家明明與余秋雨父親余學文家相距不過200來公尺遠，本是同村人近嫁，卻描寫得讓人以為是從上海乘車轉船千里而下嫁鄉村的“大家閨秀”，雖然誰也不會相信“全程不足半華里，但這半華里，山高水長”，更把“一個大家閨秀如此下嫁，驚動了方圓幾十里的鄉親，更嚇傻了媽媽的同學”之話當笑話，但如此描寫，卻不能不讓人佩服余秋雨孝心古樸。
四、 “癡子明大理”一節堪稱“絕妙好辭”——讓堂祖母A——“癡子”（大奶）以偷偷用五個麥桿編織的小動物獎賞義務辦識字班的“媽媽”，一可來陪襯媽媽的高風亮節，二可說明，余家何等家風——連瘋子都知道尊重文化！可惜《收獲》雜志副主編程永新卻不懂其中的良苦用心，說了一段頗煞風景的話：《借我一生》“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比如寫他母親在村里辦了個識字班，有個瘋女人也來聽課，后來在他家后門窗臺上放了五個麥稈編織的小動物作為獎賞。這個細節很美，卻類似小說筆法。也許‘記憶文學’比自傳和回憶錄更有彈性，允許作者想象和虛構。”（《〈收獲〉刊登〈借我一生〉 余秋雨公開“記憶”》，《解放日報》2004年7月13日， 作者:姜小玲）這真是幫倒忙！可見朋友、“老同學”有時比路人更可恨。
五、 推斷叔叔余志士文革中自殺是“為《紅樓夢》而死”，至為精彩；說“我叔叔與嚴鳳英只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于同一個省份”，更是點石成金——毫不費力就讓人將名不見經傳的余志士與黃梅戲大師嚴鳳英等量齊觀了。現在人們不僅沒見到余志士文革中自殺是為《紅樓夢》的證據，而且從余秋雨不經意流露的“本家內部消息”——“土改時，叔叔是工作隊員，而外公成了地主，這條界限一直橫亙在兩人中間，嚴格來說是橫亙在叔叔心間。”“外公為躲過叔叔的冷臉，便說：‘下午我帶秋雨到跑馬廳去看看。’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卻沒有看著外公，‘不是跑馬廳了，是人民廣場。’” （P138）——發現“叔叔”其實是一個很左，很愛緊跟潮流“大批判”的人。他在文革中自殺，也許與這種“緊跟”性格帶來的“惡惡相咬”有關？當然，對這些漏洞只要打出“記憶文學”來解釋，人們也許可以理解“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是“記憶文學”的真諦，可以原諒余秋雨的“各種潛意識”和“累累硬傷”，最終接受程永新的勸告：“對作品（《借我一生》）的真實性也可以懷疑，可以說他在粉飾自己，但千萬不要太過苛求”。
六、 馬蘭形象升華得好——“全劇（《紅樓夢》）最后一場，馬蘭跪行在臺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P158）這一節盡管暗暗揭發了劇團虐待演員的駭人聽聞內幕——怎么能讓一個名演員演戲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一次也就罷了，“場場如此”，血不要流盡？人還能活？但對馬蘭的敬業形象還是大有幫助。即使以后有人辟謠說這是子虛烏有之事，也已水過三秋。況且抬舉后妻自古為中華民族美德。
七、 “第二屆岳父岳母”塑造得好——文革中，“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批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復你們。’” （P157）——雖然余秋雨一丁點也沒有學習“第二屆岳父岳母”的“不報復”的寬容，也沒有效法自己創造的“馬寅初兩嗚神話”，對一切榮辱不屑一顧，不斷在“法律苦旅”，甚至在《借我一生》是也大行“影射史學”，惡毒報復學術異見者，但他既然想到借“第二屆岳父岳母”宣傳自己有現代寬容理念，也可能終有一天會迷途知返，“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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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史上，家譜文化歷來是靠文化大師來刷新規范的。換句話說，你是否文化大師，只要看看你如何對待家譜，就可一目了然。
唐宋八大家的蘇洵和歐陽修是中國家譜規范化的兩個里程碑，其家譜撰寫注重姓源，分別推到越王勾踐和祝融氏；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黃帝、帝王、名臣、圣人、賢人那里。
明代大哲學家朱熹和王守仁制家譜講究理學與心學，留下了《朱熹序〈陳氏宗譜〉》、《王守仁序〈陳氏大成宗譜〉》。
但到得《四庫全書》的總纂紀昀主持家族修譜，則標新立異，主張不講姓源。紀昀說，漢將軍紀成與晉司徒紀瞻不是一系，紀少瑜是吳姓，與中原紀氏無涉，因此紀姓之人雖都姓紀，但不是出于一個祖宗，是所謂“流合源殊”，因此修譜“不述姓源，慎也” 。此說對后來影響深遠。
“余秋雨是文化大師”雖然還只進展到某些人的“策劃階段”，但余秋雨敢于獨創“記憶家譜”的勇氣，是頗有“準文化大師”氣慨的。若天假以年，窺測風向，鍥而不舍，以《借我一生》讓人既看到一部首舉“記憶文學”旗幟的“余秋雨新家譜”，又能以痛說“又紅又專又富”家史，洗去“文革幫閑”的“流言”，擺脫“你懺悔吧”的困境，那么余秋雨雖然不能馬上混跡“文化大師”，怎么說也可以算一個擅長將文化轉化為金錢的現代化“余姚才子”。到百歲植物人之際被謚為什么“詞臣泰斗”，也是可以夢想的。
如果有人指責“記憶文學” 制作的“記憶家譜”，是“漫無依據，任心附會”，“攀援華胄”，“誤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我相信余秋雨定會“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高舉“記憶文學”旗幟《質詢“可怕的傳媒”》，戰無不勝。
還是《收獲》雜志副主編程永新說得好：“余秋雨的寫作很聰明，他第一次打出了‘記憶文學’的概念，實質上是區別于自傳或者回憶錄，這比打著‘回憶錄’旗號卻在文中回避、掩飾、虛構要好。”這一分析實在是“智能和精彩”。這幾年先后有金文明教授、孫光萱教授、邵純教授、古遠清教授、夏其言教授前仆后繼“咬文嚼字”，指出余秋雨的大著皆“累累硬傷”，一本書史實錯誤不下數百處。現在看來，不過是“用圍棋規則批評象棋冠軍”——余秋雨的文章皆是“記憶文學”，并非嚴肅的文學或學術著作，何以要求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字一句皆真實？所謂“記憶文學”，就是“并非準確、并非真實的‘回憶’”，再加“以革命的名義”進行“可與‘紅太陽’攀親，可與古圣稱兄”的“革命浪漫主義”，自然可以隨意“譽親吾親者及親之友，毀近吾敵者及敵之友”。而況“家乘與國史不同，史家立傳必加嚴核；家乘則祖父一行之善，實有可據，子孫必宜表揚垂后”。“作家傳，以備國史館修史、地方政府修志時的采集資料；子孫通過閱讀祖先傳記，傳承家風”。余秋雨以《借我一生》對父母行孝的苦心，必將感動中國！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實際行動進行了好多年，但旗幟卻到最后才“圖窮匕首見”亮出來。如果說余秋雨從《文化苦旅》寫作時就是一位 “記憶文學”的 “地下工作者”，那么，他的“記憶文學”實踐已有十五年了！他早就劃時代地創造了“記憶文學”，此也可反證余秋雨確是“四歲讀書，七歲給全村人代寫信函”的神童！
感謝余秋雨將“獨研秘方”“記憶文學”和“記憶家譜”公之于眾，使天下文化人在遭遇文章出現硬傷時可“資治通鑒”，有防空洞可躲。僅此一功，縱然余秋雨有多少不是，我等也該捐棄前嫌，向其道歉，向其致敬。
“余秋雨對《借我一生》的文體和寫作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通過作品提出了一個哲理性的命題：真實到底是什么？而這部作品也是他對以前很多人對他提出的種種質疑、責問，作出的一個總的回答”——程永新這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會讓我們特別清醒：余秋雨開始對批評者進行總報復了——“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什么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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